张乃和
恩师朱寰先生驾鹤西去，留给了我们无尽的思念。感念恩师作则垂范，执鞭杏坛70年，用生命把为人、为师、为学之道诠释得丰厚圆满，为我们后人留下了宝贵的精神遗产。
早在1985年我考入吉林大学历史系历史学专业，当时我就被朱先生主编的那本厚厚的《世界中古史》所吸引。我记得曾在那本书上密密麻麻地做了很多记号，有的是赞叹，有的是惊奇，有的是疑问。这是我最早与朱先生的心灵交往。1997年我从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调到吉林大学工作，向系领导提出的第一个请求就是，允许我报考朱先生的博士生。第二年我终于如愿以偿。从跟随朱先生读博以来已经过去22年了，先生一直是我人生的指路人。
在确定我的博士学位论文选题时，朱先生十分开明。他从不给我命题作文，而是让我自己摸索选题。记得当时我花了半年多时间摸索了两个选题，一个是中古晚期近代早期英国重商主义问题，另一个是中古晚期近代早期中英海外贸易比较问题。我分别写了好几页的材料向先生汇报。先生仔细看了很长时间之后，语重心长地说，让我向侯建新老师和王晋新老师学习，他们写的是中英农村经济比较，我可以学习他们的研究思路，搞中英海外贸易比较。就这样，先生帮我确定了选题。这也是我后来坚持了十余年的学术研究方向。由于中英历史比较研究难度很大，后来我就集中于英国的海外贸易问题了。从先生指导我确定博士学位论文选题，我切身感受到，先生指导学生不立门户、不守陈规，不仅重视培养学生独立发现问题的科研能力，而且更加重视激发学生的学术创新意识。直到今天，我仍坚守先生指导研究生的方法，从不给学生命题作文。
在我成长的道路上，朱先生始终以统揽国内外世界史学科发展的大视野指引方向。我有时喜欢向先生汇报一些读书心得，尤其是对西方现当代史学一些新动向比较关注。先生常提醒我，研究历史必须以唯物史观为指导，因为唯物史观是科学真理；即使在国外，坚持唯物史观的学者也大有人在。因此，不要以为唯物史观过时了不管用了，实际上唯物史观一点儿也不过时而且很管用。先生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做的。他的论文和著作都是以唯物史观为指导，不断推陈出新，引领着学术研究的方向。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先生对唯物史观的理解和把握从不固化，而是举重若轻，切中肯綮。例如，先生常说，五种生产方式学说与三大社会形态理论并不矛盾，而是运用唯物史观在不同认识层次上对人类历史发展规律的表述。再如，关于封建经济社会形态问题，先生指出，大土地所有制与小生产相结合是其根本特征。这就令人豁然开朗了。我曾把撰写的有关西方史学认识论危机的小文送给朱先生，先生不仅字斟句酌帮我修改，而且还把批改意见稿邮寄到我工作单位。后来我再当面向先生汇报那篇小文的修改情况时，先生甚至鼓励我写成一部书出版。正是在先生指引下，我先后自觉地在史学本体论、认识论、方法论和知识论等领域坚持唯物史观，发表了系列相关成果。这些成果如果说还有些价值的话，那都要归功于先生的教导。
朱先生在得知我调动工作要去天津时，非常担心我能否早些安居乐业。先生说，天津房价高，我没有积蓄，去那里买不起房子，耽误了做学问就可惜了。后来先生甚至想动员大家捐款或借款帮我在天津买房。在得知先生的心意之后，我止不住泪流满面。今年2月18日，先生找小唐问我近况，我赶紧给先生打电话详细汇报了在津的工作和生活情况。先生听了之后欣慰地嘱咐我，好好做课题，同时还要好好教书，争取在出成果的同时培养出国家和社会需要的人才。没想到，这次电话竟是我最后一次聆听先生的教诲！而且，到了3月中旬我才知道，我的师母赵德贵老师是2月27日去世的。先生是在我师母病重期间，还牵挂着我在津的工作和生活！我深深体会到了先生那大爱无疆的胸怀，深深体会到了先生和师母不是父母而胜过父母的温暖！
我深知，恩师朱先生不仅仅因为我是贫寒子弟，更是因为我愿意吃苦奋斗，执著于学术，故而期待有加。我深知，恩师朱先生爱才，不是为了开宗立派，不是为了传一己之私，而是为了利天下之公器，扬世间之公理。我深知，恩师朱先生学术报国志未销，寄望来者报师尊！学生夜半常泣醒，恩师声声唤不回。师恩巍巍如山，将永驻我们心间！
（作者为天津师范大学欧洲文明研究院教授、历史文化学院副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