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应世界中古史研究所邀请，清华大学历史学系博士生导师张绪山教授来我校进行学术交流，为我校师生作了三场报告。
5月20日，张绪山教授首场报告题为“重审‘李约瑟难题’”。报告围绕如何认识“李约瑟难题”的有效性、西方近代科学产生的条件、中国传统社会所缺乏的近代科学勃兴的条件，以及“李约瑟难题”与国人的心态问题等方面展开。张教授强调，这个“难题”的预设条件存在错误，而正题中的设问则是针对没有成为历史事实的“否定性”问题，不符合历史研究原则。近代科学在西欧的勃兴是一种特殊性，而世界其他文明没有独立地发展出近代科学是一种普遍性。探讨包括中国在内的其他文明“何以没有产生近代科学”这样的普遍性的“否定性”问题，可以得出无数貌似合理的解答，但难得正鹄；其正确路径必须且只能基于“近代科学勃兴于欧洲”这个既定的特殊性的历史事实。李约瑟对中国文明遗产的研究与发掘做出了巨大贡献，但“李约瑟难题”有效性不足，将“科学”这一概念泛化，对中西文明遗产的比较研究产生一定阻碍作用。
5月22日，张绪山教授第二场报告题为“论以史为鉴的可能与不可能”。报告围绕历史在中国人信仰中的地位、近代欧洲对以史为鉴观念的拒绝、以史为鉴的或然性、有史而不鉴为何存在等方面展开。张教授指出，“以史为鉴”在本质上是或然的,而不是必然的。其可能性乃基于人类的理性与永恒的人性：理性使人具有学习历史经验教训的能力，永恒不变的人性在客观上可以成为理性认识的对象。但人类借鉴历史经验教训时，不单单受理性的支配，更受到与生俱来的欲望（物欲、情欲与权欲）的强力干预，故人们对于“以史为鉴”选择不是必然的。人类历史上发生的不胜枚举的悲剧在形式上千差万别，但在本质上却大多归于欲望泛滥。
5月24日第三场报告，张绪山教授作了题为“‘桃花石’名称源流研究”的报告。报告指出，“桃花石”作为中国别称之一，最早见于拜占庭史家西摩卡塔的著作，对于这个名称的起源，现存研究存在多种观点，有“大魏”说、“唐家子”说、“大汗”说与“大汉”说等等。张教授认为“桃花石”应是“大汉”的音转，是匈奴和北方草原民族对汉帝国的称呼。西突厥在中亚兴起后与拜占庭帝国发生交往，将此名传输给后者。“桃花石”西传中亚、西亚过程中被各族政权所采用，既指中原王朝，也以自身承受之，此间意义逐渐有所变化。张教授强调，一个名词可以是一部历史，名词的变化也是历史的变化，要从小名词的变化中探索大历史的变化。
每场报告后，张绪山教授都与我校师生就有关学术问题进行交流与研讨，气氛活跃。
（世界中古史研究所 张亚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