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文海
得知授业恩师朱寰先生仙逝的消息，是在当天清晨醒来之后。在随后几天里，我一直陷于影像交错、时光回流的恍惚状态。在朱老师告别仪式的头一天晚上，我匆匆从广州飞抵长春，虽然早早躺下，但那一夜，却几乎无眠。事实告诉我，朱老师已经远行，但我脑海中的执念并未退去：不论岁月在我自己身上如何留下痕迹，但我们的朱老师却永远都是声如洪钟、不曾老去的长者，永远都是巍然耸立、不曾动摇的山峰。
当年，我是在朱老师不知情的情况下，通过一纸求职信函，便私自决定南漂广州的。在和华南师大签完就业协议书之后，我和爱人康宛竹一起去拜见朱老师，他对宛竹说：“你还是劝劝他吧，广州那个地方的气候，北方人去了是很难适应的。”他接着跟我说：“如果你现在决定留下来，我马上去学校帮你毁约。”尽管最终在地理上远离了恩师，但也正是从那一刻起，我才真正开始深深感受到游子对家的那种心灵依恋。从那以后，每逢朱老师有重要活动安排，我都会排除一切困难，飞到他老人家的身边。只要知道我要来看他，他也都会提早下楼，在那里等候我的到来。
我博士毕业的时候，朱老师已年近七十，而我也已经二十好几，但是，不论是在东北师大求学，还是到华南师大任教，在朱老师面前，我从来都是一个纯粹的彻彻底底的小学生。朱老师的仁爱宽厚是尽人皆知的，而其治学严谨也是有口皆碑的，不论何时，只要是轮到向他汇报学业，我总是不免有点胆战心惊、惶恐不安。即使在评上教授之后，甚至说在自己也开始招收并培养博士生之后，我对朱老师的这种敬畏之心也从未有半点消减。不管是写论文，还是写专著，抑或是做文献，我都会自然而然地有着一种写作业、交作业的情境设定，因为在写完之后，是要交给朱老师批阅的。
到广州工作之后，虽然远隔千山万水，我依然通过各种方式与朱老师保持着密切联系，遇到学业上的困惑，也总会找机会直接向他诉说。当年，人民出版社约我写一本中等篇幅的法国通史，开始的时候，我觉得，从我个人的颇为狭窄的研究方向和极为有限的学术积累来说，单凭自己一个人，去触碰从远古到当代的整个法国历史，无异于飞蛾扑火，写出来的东西也肯定是自讨没趣。朱老师了解情况之后，非常坚定地跟我说：“学习中世纪法国史，绝不能把目光仅仅局限在中世纪，如果前不知古人，后不知来者，肯定学不好中世纪史；这本书，我建议你一定要写，这是督促你补齐前后两段知识体系的一个机会。”正是在朱老师的鼓励下，我最终完成《法国史》的写作，且不论其社会评价如何，这段苦难的写作岁月终究让我受益无穷。这本书出版之后，朱老师从头到尾详细读了一遍，而且，围绕其中的某些问题，还曾多次在电话中和我进行反复的讨论。而那个时候，朱老师已年近八旬。
偏居广州的这些年，我从朱老师那里得到的关心和关爱不仅是持续的，而且是多元的。刚到华南师大工作不久，在几个同龄青年的怂恿下，我开始担任《中学历史教学》主编。为了提升杂志的学术品位，我决定邀请一些史学名家为杂志惠赐一些短而精的史学论文。然而，开局并不容易，有哪个史学名家会愿意给这么一本在大学里几乎不为人知的杂志写稿？朱老师知悉这一难题之后，立即爽快地跟我说：“我来给你开个头。”有了朱老师这面旗帜之后，我便和马克垚老师联系，马老师在电话那头哈哈一笑说：“朱老师都给你写了，我还能不写吗？”如此这般，刘祚昌、于沛、刘泽华、张广智、刘宗绪等等诸多前辈学者也都先后成了这本小杂志的大作者。
当一幅幅历史画面在我脑海中交替展现时，朱老师仿佛就在我的眼前，或行走，或端坐，或微笑倾听，或娓娓道来。我思，故他在。敬爱的朱老师永远和我们在一起。
（作者为朱寰先生1992级博士生，现为华南师范大学副校长，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