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全安
朱先生年长我36岁，时至今日，我与朱先生的师生情也恰好走过36个春秋。从懵懂的青年学生直到如今，我这一生，先生的影响可谓最大，无人可及。
我与先生的师生情始于1983年。我于1982年北京大学本科毕业，次年考入东北师大攻读硕士学位，从此成为朱门弟子。时年之东北师大，可谓大师云集，声名显赫，是无数青年才俊所向往的学术殿堂。入朱先生门下后，即刻感受到师门严谨的治学态度和严格的学习要求。先生是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熟读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强调唯物史观作为研读史学的指导思想，目前学界已不多见。我在先生身边追随数年，耳濡目染，深受裨益。时至今日，我虽是党外人士，且出身宗教职业者家庭，却在学业上始终承袭先生的唯物史观，做先生思想的坚定追随者，无论学术风向如何变幻，未有丝毫动摇，立场鲜明，自诩为“党外马克思主义者”。
至博士期间，朱先生又为我打开了中东史研究的大门。1988年博士生入学伊始，考虑到我的出身背景，朱寰先生以其对我国世界史学科发展高度负责的情怀和敏锐的学术洞察，确定将中古时代的中东史作为我的研究方向。80年代，国内世界史的研究方向侧重欧美史，至于中古时代的中东史研究尚属空白，国内学界或碍于语言隔膜，或囿于习俗殊异，罕有涉足者。为此，朱先生辗转为我争取到去北外学习阿语的机会，继而向教育部争取公派伊朗德黑兰大学进修，为我创造了不可多得的学习环境。
1990年出国前夕，朱先生见我家境贫寒，生活拮据，遂按照在职教师的标准，从作为派出单位的东北师大积极争取置装费800元（当时相当于10个月的博士生津贴），交与我购置出国所需衣物。同年家母辞世，先生亦曾从东北师大历史系为我争取了困难补贴。此般场景，犹在眼前，每每忆及，心中尽是暖意。
三次工作调动，先生更是大爱无私。
硕士毕业前夕，先生把我叫到家中，建议我选择留校工作。但那时，因父母年迈，需要照料，我婉转谢绝，回故乡吉林师院任教，心中因此常怀愧意。再到1992年博士毕业时，我便打定主意，以先生的决定作为自己的选择，坚决服从先生的安排，留在东北师大任教。此间，先生多次亲自出面与学校领导及相关职能部门反复交涉，为我圆满解决家属随调和住房问题。
90年代初，年逾古稀的家父独自一人在天津主持清真寺教务。我欲举家迁往天津，以求尽孝，遂于1994年和1995年两次请调南开大学。先生虽有不舍，却欣然恩准。先生表示，尽孝乃做人之本，且南开大学于我而言更具学术发展空间，可有更大的作为，愿我有更好的学术前程。先生无私大爱，由此可见一斑。
我在朱先生身边学习工作11年，先生言传身教，受益良多，回报先生也是我念兹在兹的事。在东北师大工作的4年，住在先生家对面的家属楼，我常伴先生左右，以为报答。1993年春节前夕，先生前往天津254医院做手术，我与师母陪同，我独自负责夜间护理，倾尽全力，直至先生康复。
1996年2月我调入南开大学后，虽不在先生身边，但先生的厚爱不敢忘怀，常思回报，唯有在学业上不遗余力，沿着先生为我确定的研究方向努力前行。2019年底，先生荣获东北师大历史学终身成就奖，恰逢拙作《中东史》出版。我在去长春家中看望朱先生时，将独立完成的拙作《中东史》三卷本呈送先生面前，聊以回报先生于三十年前曾经寄予的厚望。先生把书捧在手里，感慨良久，脸上露出欣慰的表情。
（作者为东北师大历史系1983级硕士研究生，1988级博士研究生，现任天津师范大学欧洲文明研究院教授、浙江大学亚洲文明研究院特邀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