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云龙
20世纪90年代后期，我荣幸地成为朱寰先生的入室弟子。先生的道德文章如黄钟大吕，摄我魂魄；先生的嘉言懿行如春风化雨，沁我心智。学生以挂一漏万的拙笔，见微知著地映现先生穷经皓首、滋兰树蕙，弘师道、飨后学。
20世纪90年代初，我在吉林大学攻读硕士研究生，一天，未预约就唐突地造访先生家。先生不以为牾，与我谈了一个下午，从学问之道到人文掌故。谈到在先生家乡发生的日俄战争的往事时，先生用纯正的日语，背诵了诸葛亮的《前出师表》。先生沉痛地告诉我，他老人家在日伪统治下做了14年亡国奴，连学习母语的权利都被剥夺了。由于家学渊源，先生打下了坚实的国学基础。先生犹如古之忠干，“臣心一片磁石针，不指南方不肯休”。
朱寰先生“一心忧国不忧家”。2003年春季“非典”肆虐，《人民日报》（2003年5月21日第10版）刊发了朱寰先生题为《我更加热爱党和政府》的来信：“编辑同志：我叫朱寰，今年已经 77岁了。抗击‘非典’的战斗打响后，我每天都关注这方面的情况。当我看到从中央到地方，党政领导亲临防治第一线靠前检查指挥，看到广大医务人员将个人生死安危置之度外，看到全国人民在党和政府的坚强领导下，万众一心、团结得像一个人似的与‘非典’搏斗的件件感人事迹，我的心就激动不已。我是经历了新旧两个社会的老人，又是一个史学工作者，遇事爱作历史的比较。有文字记载以来，灾害和疫病便不绝于书。在世界历史上，每次疫病的流行，无一不大批牺牲人的生命，在这一点上，古今中外概莫能外。1347年至1351年的黑死病 (鼠疫) 传遍整个欧洲，有三分之一的欧洲人死去。15世纪末，发生在美洲的天花，使西印度群岛和加勒比海地区印第安人在50年内几乎死光。在我国，不同历史时期，不同的社会制度下，防治疫病的态度和能力大相径庭。1945年到1947年东北地区鼠疫流行，当时的国民党政府无能无德，根本不管人民死活，根本没有什么有效的防治。感染上了就只能坐以待毙。当年我有个表哥住在辽源市 (那时叫西安市 )，有一次我去他家串门，表嫂还给我做饭吃，可过了十几天我再去时，表哥伤心地告诉我，表嫂染上鼠疫已经死去了。新旧社会两重天。当‘非典’袭来，我们民族蒙受灾难时，党和政府义不容辞挺身而出。各地都在极短的时间内建立了防治‘非典’的网络，使‘非典’疫情在较短的时间内得到了有效的控制。在中国的历史上，只有代表人民利益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社会主义制度才能做得到。”
朱寰先生具有包容寰宇的仁爱之心。2004 年底，印度洋发生罕见海啸，沿岸国家人民生命财产受到巨大损失。当时，朱寰先生正在国外，他老人家以耄耋之年，积极参与住在国的赈灾救助活动，并给国内的同志发函，代他向有关救助机构捐款。
先生褒掖后学、襄助同侪不遗余力，耄耋高龄依然笔耕不辍、亲炙杏坛，为共和国培养了一代又一代史学人才，特别是先生在担任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历史学科评议组成员期间，为我国世界历史学科的可持续发展与专业人才培养，呕心沥血，夙兴夜寐，做了大量工作，受到同侪的敬重和后学的敬仰。2009年秋，中宣部、教育部联合启动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教育部高等学校哲学社会科学重点教材编写工作，即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重大课题攻关项目（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重点教材编写专项），朱寰先生作为首席专家申报的《世界古代史》获准立项。我有幸陪同先生参加教育部评审会，先生进入会场的那一刻，由中国社科院、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中国人民大学、武汉大学等单位学界翘楚组成的评审组成员全体起立向先生致敬。“与善人居，如入兰芷之室，久而不闻其香，则与之化矣”，朱寰先生恰如兰芷之室，化育后学，馨泽学界。
（作者为我校世界中古史研究所1997级博士研究生，现任我校世界中古史研究所所长，教授、博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