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晓华
作为朱寰先生的嫡传弟子，我有太多的幸运：能经常聆听先生的教诲，目睹先生的学术风范，领会先生的为学思想。我发现，在先生丰厚的学术成就和不平凡的学术生涯背后，有一个核心思想贯穿始终，那就是不断进取与创新。
建国之初，一切向苏联学习，史学研究概莫能外。周吴（周一良、吴于廑）本《世界通史·中古部分》是中国世界中古史的开山之作，作为本书的主编，朱先生并未囿于苏联史学的既定框架，在内容、体例方面，进行了突破和创新，后来的史学发展证明，这种突破极具前瞻性。比如，该书突破了欧洲中心论的框子，在体例上给予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各国家各民族历史以应有的地位；再如，在论点上基本克服了大国沙文主义倾向，尽量做到平等、公正地说明大小、贫富、强弱不同国家的历史贡献；还如，初步打通了中国史与世界史衔接的通道，对于中国与世界各国的经济文化交流史，给予充分的阐释。在新中国成立后的10年，对苏联学术思想做出这样的突破，不仅需要一种视野，一份投入，更需要一种勇气。
20世纪下半叶，全球史观方兴未艾。在中国，吴齐(吴于廑、齐世荣)本的《世界史》开始撰写，朱寰先生主持古代史编下卷(世界中古史部分)。该卷强调从分散到整体的世界史宏观理论，敏锐地提出：随着人类交往和交流的扩大，在世界范围内的封建时代，逐渐形成了东亚儒学文明区、南亚东南亚佛教文明区、西亚北非阿拉伯——伊斯兰文明区、东欧希腊正教文明区和西欧罗马天主教文明区等不同文明区域，这是中古时期人类文明有别于上古和近代的特质。该卷的体例编撰，是中国学界通史类教材编写的新突破，体现出朱先生宽广的学术视野和眼界。
20世纪末，在世界范围内一体化进程不断推进，朱先生在长期教学和科研中，感到比较研究方法对研究世界历史的重要性，这种想法与当代世界学术最新发展趋势保持了同步，甚至有所提前。早在1983年春，朱先生就邀集国内几十位史学专家齐聚长春，讨论历史学比较研究的理论和方法问题。在这次会上，先生做了长篇发言，谈及了历史比较研究的定义、内涵、特征和意义，以及运用这一方法的局限性和应注意的问题，这些见解得到与会同志的充分认同。20世纪80年代初的中国，比较研究刚刚开始，而那时朱先生已有很深的研究基础。很快，一系列高水平的研究成果如《亚欧封建经济形态比较研究》《世界历史与比较研究之我见》《亚欧诸国由中世纪向近代过渡比较研究》相继问世，对亚欧主要国家由封建社会向近代社会转型展开了全方位、多视角的整合性研究。由于先生卓越的学术成就，教育部为此在东北师大设立“世界文明史比较研究中心”，刊行《文明比较研究》杂志。
20世纪90年代以来，朱先生在中古向现代转型方面，倾注了极大的学术热情，他以史论结合的严谨体系，令人信服地而又具开创性地回答了现代化发生只能在西欧而不是其他地区这一困扰当代史学界的重大课题。进入21世纪，朱先生在近90岁高龄之际，继续领衔世界史马工程教材的编写。这部马工程教材的出版，成为朱先生新时代继续开创进取的重要标志。这种开创进取不是盲目的、随意的，它是有原则、合乎科学规律的。朱先生在马工程教材编写过程中一再强调：不可忽略对国情的尊重，不可忘记马克思主义求真务实这个根本。
从生活退回书本，从现实退回往昔，这是许多学者在上个世纪90年代的转变趋势，朱先生绝非如此，从先生身上，作为弟子的我，深刻体会出进取和创新的思想内涵，即：它是一种思想理念，是一种行为，是一种胆识，是一种开拓，是一种高度，是一种深刻，是一种视野，是一种开放，是一种胸襟，是一种情怀，是一种投入，是一种追求，是一种责任。这些对于今日栖身于象牙塔中的学术人，应是一种启迪与鞭策，不是吗？
（ 作者为朱寰先生1995级博士研究生，现为我校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