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 兵
我的父亲朱寰出生在上个世纪二十年代积贫积弱的中国，成长于倍受日寇铁蹄蹂躏的东北和国共战争的炮火硝烟之中。那些年，无数中国人像父亲一样经历着数不尽的艰难困苦，徘徊在生死边缘。父亲曾经多次跟我讲起那些苦难往事，教育我爱祖国爱人民，珍惜今天的幸福生活，努力为祖国的繁荣富强贡献自己的力量。父亲走了，但他的教诲仍然声声在耳、萦绕心头。回顾父亲将近一个世纪的人生旅程：成就辉煌、大爱无疆。大概许多人以为父亲的生命中只有鲜花和掌声，孰不知其中亦饱含着艰辛与苦痛，正是在面对千辛万苦的时候，父亲的高贵品格和优秀品质才完美地彰显出来，令我赞叹惊奇，感佩不已。
与我年龄相仿的人都知道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三年困难时期”中国人的生活状况。那时粮食严重短缺，个人的粮食定量拨给单位食堂，家家户户去食堂吃饭。粮食的定量标准是根据年龄和职业等因素确定的。那时候，我才四五岁，大妹妹朱晓阳只有两三岁，孩子的粮食定量更是少得可怜。为了让我们吃饱，父亲总是把自己的饭分一部分给我们吃，结果每天为工作和家庭不停忙碌的父亲每顿饭吃的跟我一样多。有一次，父亲因为工作去农村数周，回来后兴高采烈地告诉母亲，他在农村的土路上捡到一个咸菜疙瘩，揣在兜里啃了好几天。母亲既感慨又心疼地对我说：“捡个又脏又破的咸菜疙瘩就把你爸爸高兴成那样！”待我长大成人后，每当翻看那个时期的照片，看到父亲极度消瘦的脸庞和营养不良的身躯，我的心里就不是滋味。
“文革”期间，我的小妹妹朱晓宇出生前后，父亲被关在教学楼里接受审查。因为母亲临盆，看管父亲的那些人允许他回家住两天。父亲回来后立刻带着我和晓阳把母亲送到省医院住院，第二天早晨晓宇就出生了。也许晓宇知道父母处境艰难，赶在父亲在家这仅有的两天时间里，比预产期提前两周急匆匆地来到人间。晓宇出生后的第二天，父亲把母亲接回家，自己又返回关押他的地方。这两天里，父亲非但没有表现出愤怒和不满，反而因为看管他的人破例允许他回家而时常在话里话外流露出感激之情。因为他知道，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下，任何体现人性善良的言行都非常不易。
1969年12月10日，晓宇差五天一周岁，姥姥年逾古稀，父亲携一家老小从长春搬到吉林省安图县亮兵公社大西大队插队落户。那时，大学已经关门停办，像父亲这样“四体不勤、五谷不分”的“臭老九”需要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插队以后，他和当地农民一样参加劳动。安图县坐落在长白山脚下，一年当中仅有一百零几天无霜期，只能耕种早熟的农作物，粮食产量极低。生产队的收入虽然随年景不同，但一般来说，一个壮劳力在生产队干一天活只能赚七八毛钱。那里没有水电煤气，家家户户点油灯、烧灶坑、挑井水。我们一家六口在寒冬腊月从吉林省的省会城市搬到山沟里，父亲不仅从来没有表现出任何消极沮丧的情绪，反而直面重重困难，勇敢地承担起壮劳力、女婿、丈夫、父亲的多项重任。他积极参加生产队劳动，不怕苦不怕累，而且在劳动中起带头作用。每年五月下旬到六月下旬是水稻插秧季节，因为那是高寒山区，早晚的天气依然很冷，早晨的水田还结着一层薄冰。社员们看见冰就从心里感觉冷，没人愿意先下去插秧。无论生产队长怎么喊怎么动员，大家就是坐在地边不肯动。然而，季节不等人，错过插秧季，家家户户都得挨饿。这时，父亲第一个挽起裤腿光着脚走进刺骨的冰水中，一边走一边招呼其他人赶快开始干活。我也在插秧的行列，望着父亲的背影，我由衷地敬佩他坚强的意志。
父亲虽是读书人，但却从不自命清高或妄自尊大。在安图插队那几年里，他主动向农民请教农业技术，比如铲地、插秧、割水稻、割麦子、割谷子、驾驭牛车和牛爬犁、养鸡、养猪、挑粪，所有这些，父亲都学得很快。父亲还经常去公社、县城、延边自治州为各级领导写发言稿和政论文章，因此经常与其他公社或县里的同志们一起工作，他也不失时机地向他们请教在山里生活的经验和技巧。那些年，父亲一边踏踏实实地做农民，一边在昏暗的油灯下撰写诗歌散文等文学作品，还积极向报刊杂志投稿。晓阳就读过父亲撰写的叙事诗《古洞河赶羊》。父亲的这些文学作品是否发表过，我不得而知，但我知道，父亲无论身处何时何地，无论人生落入何种境遇，他都会用最积极最负责任的态度过好每一天。
困难压顶之时，苦难似乎无休无止，人们最自然的反应是恐惧、愤怒、抱怨、郁郁寡欢，甚至自暴自弃。但父亲却选择不屈服不抱怨，他平静地接受，默默地思索，积极寻找走出困境的办法。他的勇气和担当令我惊叹，他的冷静和智慧让我折服，他是我和妹妹眼中不折不扣的英雄，更是我们学习的榜样和人生的楷模。感谢老天让我们拥有这样一位不寻常的父亲，让我们有幸亲身感受他高贵的灵魂、博大的胸怀和深刻的智慧。这是我们此生最宝贵的财富，会激励我们勇往直前，义无反顾地完成我们自己的人生使命。
（作者为朱寰先生长子）